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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革命中的流亡大学:东北大学的创办、流

  在中国近代史上,军阀创办的学校为数不少,但大多无疾而终,因为军阀当政时间大多不长。而如东北大学这种获得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及其子张学良长期支持而迅猛发展的大学更为异数。奉系的支持与熏染使该校的衙门色彩与地域观念十分浓厚,这成为该校发展初期的另一个基调。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学随张学良的东北地方势力流亡北平,这期间饱受流亡之苦,“流亡”的境遇与身份使东北大学对救亡和党派活动极为热心,并因政治主张的差异而发生分流。抗战时期,内迁四川的东北大学的“收复东北”诉求与地域观念仍十分厚重,并与彼时的国共校园斗争纠缠在一起。

  战后的国共内战时期,东北大学动荡不安,并深深卷入中,最终在中共解放北平后被接收。校长或代理人、地域观念、学风演变与党派力量共同影响着东北大学的发展,东大的发展轨迹是这些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地域与使命:民国时期东北大学的创办与流亡》,王春林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11月版。

  从1923年创立到1949年为中共接管,东北大学经历了奉系军阀时期、东北易帜时期、中日战争时期和国共内战时期,其间东北学人对建设东北、抗日战争等时代主题都做了积极的回应。东大的第一届毕业生并且曾任教员的苍宝忠在建校四十周年时一方面感叹“校运坎坷”,一方面又直言这是“人谋不臧”所致。

  在1923~1949年的27年内,东北大学经历了王永江、刘尚清、张学良、臧启芳和刘树勋5任校长、6位校长代理人

  。而多数代理人都出现在奉系军阀及张学良时期。其中仅在张学良长校的1928~1937年,他就先后任命了刘凤竹、宁恩承、王卓然、周鲸文等4人代理校务,平均每人任期为两年半。

  这对一所大学的长期发展是很不利的。时任教育部长的王世杰在日记中曾指出:“教育因工作必经长期,始能为相当效益,而吾国任中央或地方教育之□者,往往□□即去,彼为教育效能不易提高之一因。”

  资料来源:王振乾、丘琴、姜克夫编著《东北大学史稿》;臧启芳《回忆》;《王卓然史料集》。

  在王永江和刘尚清时期,两人分别通过代理人吴家象、冯广民掌握校务。这使得奉系军阀时期的东北大学被打上了浓厚的“军阀教育”烙印。奉系官场氛围的熏陶使学校趋于衙门化,奉系内奉天与吉林间的省籍矛盾亦充分展现。张学良长校时期与其前任有些差异,但其大学理念仍然较为狭隘。张学良的长校,将“军阀教育”的特点发挥到极致。一方面,九一八事变前的东北大学发展迅速;另一方面,这一时期东北大学的教职员流动甚大。这彰显了新兴大学的吸引力及其发展瓶颈。其原因较多,但最主要的应是“军阀教育”的属性。

  九一八事变后,流亡北平的东北大学在办学环境、经费和师资等方面都大为恶化。但张学良及其代理人的主持校务,仍得到教育部的默认。宁恩承、王卓然、周鲸文三人皆为东北籍人士,并奉张学良之命管理该校,实际上是张的幕僚。

  东北大学虽为国家之大学,并且早经教育部备案规划,但该校在相当程度上仍为东北地方势力所有。彼时该校虽在经费上呈现国立化倾向,但大部分师生仍奉张学良为领袖。因而这时的东北大学在“流亡教育”的表象之下,实质上仍延续了奉系时期“军阀教育”的一些特点。但流亡的境遇使此种“军阀教育”的基础遭到严重削弱,学生的思想亦呈现多样化。而西安事变后的国立改组则是教育部主导的旨在消除该校“军阀教育”色彩的一场角力。

  据1934年的《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在国立暨部立独立学院、大学和专科学校的校长、院长中,除暨南大学和其他四所财政部等部门设立学校的校长无教育背景记录,中山大学校长邹鲁毕业于专门学校外,全部具有留学背景。

  在21名校长或院长中,有博士学位者9人,有硕士学位者3人,在著名大学有研究经历者2人,其余则具有大学或专科学校学历。而在12所省立独立学院、大学和专科学校校长、院长中,有留学经历者10人,有大学以上学历者10人(此外尚有1人为法国留学生),仅张学良1人毕业于东三省陆军讲武堂。从校长的教育背景看,张学良明显落后于省立大学的校长,更遑论国立大学了。

  张学良主政东北时期,东大的发展宗旨是“研究高深学术,培养专门人才,应社会之需要,谋文化之发展”。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视东北大学为“东北流亡势力”复土还乡的人才培养机构,是东北军之外最重要的团体。张学良的大学理念,明显是将东北大学办成一所为东北地方势力服务的“地方”大学。

  西安事变后,东北大学进入臧启芳主持校务时期。臧启芳虽与东北地方势力渊源甚深,却更倾向于国民政府。他对东北大学在抗战时期的恢复、发展,乃至抗战后的复员都贡献巨大。而从臧启芳个人的教育背景看,他也较张学良等人更适合东北大学校长的职务。改组国立后,臧启芳仅对教育部负责,对校务也有完全的施政权,其大学理念亦能更好地付诸实践。

  因而,在臧启芳时期,东北大学在教学环境、教员层次和学术成果等方面,都得到稳步提升。东北大学校风较之北平时期大为好转,其学术地位也达到了流亡时期的最高水平,学生人数至抗战胜利前也已近千人。但在地域观念浓厚的东北流亡人士中,很多人并不认同臧启芳的付出。在一般学生眼中,“校长臧启芳是一位留学美国的老学人,但不是张学良的人,与教育部关系密切”。反而是高而公做出了带有较浓色彩的认定:“臧启芳有意拉拢东北籍学生作为自己的后盾,所以对学生……采取‘宽容’的政策。”

  臧启芳之后的继任校长刘树勋,其长校适逢国共内战最激烈的时期,东北大学深受影响。在这种情势下,刘树勋仅能勉力维持学校的运行,其他都无从谈起。

  蒋永敬曾指出:“中国自晚清以降,‘地方主义’随着地方势力的兴起而抬头。表面看来,似乎造成国家统一的障碍,实际则为历史的趋势,非人为所能抗拒。但从另一角度来看,‘地方主义’对于民族的复兴,政治的民主,国家的统一,也有其正面效应。”蒋进而指出:“所谓爱乡爱国,推己及人,此乃中国传统的精神。”

  蒋之论述一反此前各界对地方主义的批评,而指出其合理性与正面作用。事实上,中国各地的地方主义思想确实根深蒂固,在近代民族国家思想大张之际,地方主义尽管有所退却,但仍然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民国时期,地方与中央或国家的矛盾纠葛从未停息,但地方主义在时代变局下似亦经历着嬗变,地方主义对内忧外患的应对虽不及民族主义的号召力与影响力,但亦有相当作用。以东大学生为例,他们自发地对国难做出回应,尽管效用有限,但大多与民族主义在方向上是一致的。

  东北是民国时期地域观念较为浓厚的地区,东北大学由奉系地方势力创办,虽几经流转,仍充满浓重的地域观念。《东北大学史稿》曾指出:“东大和东北是同命运的。”1931年九一八事变使东北地方势力与东北民众遭受沉重打击,在其后形成的“东北流亡势力”中,东北大学成为被寄予厚望的团体。

  金毓黻曾撰文论述东北精神:“盖东北人所负之使命即为东北大学所负之使命,凡东北大学之师长、同学,无论其为东北人与否,皆应负完成东北大学使命之责。东北土地虽已沦陷,而东北精神依然存在,未来之东北人物应由东北大学造成,凡研东北问题之学者亦应出身于东北大学。所谓抗战建国,所谓复土还乡,皆为完成东北大学使命之条件,能由此点努力,始终不懈,而后可由东北局部之精神以造成中国整个之精神,此即愚所附论之东北大学精神。”可见,东北大学凝聚着“东北流亡势力”与东北民众复土还乡的使命与期望,因而得到乡人与国民政府方面的关注,并培育了大量人才。

  流亡关内后,东北大学虽仍充斥着地域观念,但复土还乡的志愿与抗日复土的国人诉求在相当程度上是契合的。因此,1931~1945年,以东北大学为阵地,地方势力既肩负收复失地的使命,又顽强地与国民政府的力量相博弈。1931~1937年以斗争为主;1937~1945年则以合作为主。1946~1949年,东北大学复员沈阳,但地域观念似乎重新膨胀。民国时期东北大学地域观念的嬗变表明,地方势力虽然日渐衰落,但地域观念是深入骨髓的。虽然在表象上东北大学逐渐被纳入教育部的管辖,国家权力在地方势力原有团体中得到强化,但亦不得不与地方势力达成一定程度的妥协。国家权力的延伸必然需要地方势力的配合,地域观念亦因而得以保存或变异。

  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大学在奉系地方势力的羽翼下创建发展,奉系集团内的省籍纠葛与政治文化亦投射到该校中。是时的东北完全处于以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为首的奉系地方势力统治下,“既支持又控制”的模式似是地方势力创办高等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时东北大学中所折射之地域观念是东北地方省籍观念增长后的自然结果。

  另一方面,是时国共两党力量在东北显然尚处于弱势,对东大尚无甚大影响,而国民政府之政令更是鲜有能及于东北者。因此,当时亦是东北地域观念最为鲜明之时期。1931~1937年,流亡北平的东大一方面处在“东北流亡势力”与国民政府的潜在争夺下;另一方面,中共亦在该校师生中发展了力量,并影响该校校风与教学等。

  因此,东北大学改组国立风潮实质上是地方与中央的冲突,中共力量则出于其发展考量亦参与其间,并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1938~1946年,内迁三台的东北大学的地域观念似有所削弱,而代之以一种地方关怀。这期间,中央与地方关系较为缓和,而中共与各派系的学生组织的斗争却日益激烈,并与省籍矛盾纠缠在一起。国共内战期间,地域观念在东北学生七五事件中虽然表现得较为激进,但在内战形势恶劣与东北势力衰弱的情势下只能做些道义上的声讨,最终无奈地接受中央政府的措置。

  籍,而在流亡关内后的东北大学学生中,除抗战后期外,辽宁籍学生亦始终占绝对多数。这反映了奉天以及其后的辽宁在东北地区(乃至全国)的富庶和先进,而奉系军阀以“奉”命名并非凭空而来。这种现象在东北军中亦普遍存在,以东北军一〇五师为例,“因他们部落式的封建思想很深,所以自连长以上的官佐没有一个不是辽宁人”。

  这种奉天以及辽宁的“首省”意识或优越感,既是一种始终存在的不平衡现象,又通过地方势力与国家的支持维持着其正当性。东北籍与四川籍学生的消长以及纠葛是抗战时期方出现的特殊问题。此时,省籍问题背后蕴含着地域观念、党派纠葛、抗战前途等诸多问题。教育部最后只能在地域观念与抗战前途两者间做些平衡,在复员东北后这一问题旋即迎刃而解。

  九一八事变前,尽管有地方势力的制约,东北大学还是形成了勤奋、踏实的学风。该校亦表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流亡关内的恶劣的内外环境使该校学生难以安心读书,转而热心于救亡图存的政治活动和党派组织,进而发展为北平学运的中心之一。这种转变有全国各界抗日救亡运动影响的因素,有东北流亡势力寻求复土还乡的内在驱动,亦有平津地区学运组织与党派活动的外在吸引作用。东北大学的学风在流亡北平后的激变,反映了东北流亡学生对“国破家亡、流亡关内”的切肤之痛,也反映了他们抗日救亡、复土还乡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笔者感到东北大学流亡关内后发生了明显的“关内化”倾向。东北大学与“东北流亡势力”、关内其他大学、国民政府、地方社会及民众联系之密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东北大学逐渐融入关内高等教育的氛围中,其学风、日常生活、党派活动等皆深受影响。前述这种现象,笔者姑且称之为“关内化”。东北大学的关内化,代表着整个东北地方势力靠近国民政府的趋向,反映了国家的进一步团结巩固。

  的不同之处,我们更能体会到入关后的东北大学的“关内化”倾向。这种倾向是民族国家构建的表现形式,以“关内化”命名,更能直接和具体反映东北地方势力向国民政府靠拢这种统一趋势中的融合和互动态势。其后,东北大学的学风大体与关内大学趋于一致,这或许表明,东北大学已在很大程度上融入国内大学发展的整体环境当中。

  “东北流亡势力”的救亡、宣传及其对关内的冲击影响甚大,这个群体的现实存在对关内民众的国难意识、救亡运动亦是一种推动力量。其间,“东北流亡势力”主观上试图保存地方的相对独立,客观上却依赖中央。东北地方势力的地方性在外力下削弱,因而加强了国家统一化趋势。“东北流亡势力”的关内活动密切了其与国民政府的关系,加强了这一地方势力对国家的认同程度,无形中成为民国时期国家统一运动的一部分。

  北平时期,东北大学紧密关注中日关系发展态势。在中日关系紧张、学运此起彼伏的情势下,东北大学亦只能勉力维持,学校规模略有恢复。但在华北严峻的政治环境下,东北大学很难获得正常发展。内迁四川三台初期,东北大学远离了学运中心的北平,校内的地方意识亦有所削弱,教学环境相对安定。东北大学再次恢复勤奋务实的学风。但其后因校内国共党组织的发展及对立,四川与东北等省籍师生间的矛盾亦逐渐凸显,校园环境再度恶化。这一时期东北大学的校园环境与关内大学校园环境是相近的。彼时中共学生组织在大学中已具有一定优势,这为战后第二条阵线发挥作用奠定了基础。

  而在东北大学复员沈阳后,校园环境延续了抗战后期的氛围,加之国共内战的影响,学生很难安心治学。这种全国时局的动荡使得整个大学教育都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定鼎,对于行将崩溃的各大学亦是一件好事。这意味着可以结束战后数年的内外动荡,让教育回归它应有的轨道。

  在学风演变的同时,东大也由最初被讥为“野鸡大学”发展为东北最高学府。苍宝忠感慨道:“展阅校史,聘请过多少有名先生,造就出多少有用同学,对国家人民暨地方社会,直接间接,均不无若干贡献和裨益。”

  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大学完全为东北地方势力控制,校内国共两党组织仍处在秘密活动阶段。1929年和1931年两次校内风潮表明,彼时臧启芳等背景师生的势力与影响虽然有所增强,但根本无法撼动地方以及学校当局的权威。

  流亡北平时期,张学良的东北地方势力在华北仍具有一定实力,国民政府亦有借重之处,东北大学因而得以在地方势力的羽翼下维持。但彼时地方势力对东北大学的掌控已经有所松动,、中共等党派的渗透,使东北大学表现出一定的离心倾向。这在“一二·九”运动和西安事变前后表现得尤为明显。这期间,东北大学当局已难以控制学生。在这一时期,东北大学形成依附东北地方势力,同时也为国民政府

  西安事变后,东北大学改组为国立大学,东北地方势力基本退出学校。在内迁初期,组织在东北大学居于较强势地位,中共的力量则较为薄弱,该校“国家”观念有所提升。随着中共力量在国统区的发展壮大,中共学生组织亦逐渐在东大发展起来,而该校组织则形成CC系与三青团等派系的对立。伴随着国民政府的腐败等问题,一般学生的“”观念似乎亦有所下降。抗战胜利时,“我们当时都很苦闷,主要是对的腐败统治不满。我已看过赵超构同志的《延安一月》,我认为中国的希望在那里。尽管生活上十分艰苦,但那里的生产自救,官兵平等,上下齐心非常吸引我”。

  强势掌控东北大学,到国共两党学生组织在学校内对峙的嬗变。其间,“东北流亡势力”多扮演着长辈、乡贤等角色,对该校的影响变得较为温和。

  抗战后期以及复员沈阳后,校内生态急剧恶化。这使得学校的复员与校务运转都困难重重,复员后的校长更易也是国共各党派以及其他反臧势力推动的结果。但在国共内战的大环境下,该校国共两党学生组织的斗争已趋于白热化,学校当局对校务的控制力更加削弱。至七五事件后,南京政府进退失据,东北地方势力反应激烈,中共学生组织亦积极参与其间。与中共军事上的胜利相对应,东北大学为中共接收,东北地方势力走向新政权。

  在东北大学的发展过程中,党派力量表现出很强的寄生能力。1923~1949年东北大学的遭遇折射了东北地方势力的衰落态势。这期间,中央政府表现出向地方扩张和延伸的态势,而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态势亦日益严峻,中共力量则逐步发展壮大。1931年九一八事变使东北地方势力深受打击而沦为流亡势力,在应对国难的过程中这一势力逐渐融入国家,其自身的地域观念则相对削弱。

  另一方面,中共在与的较量中,地方势力成为其发展的温床与土壤。在这几种力量的交互作用下,东北地方势力日渐式微。在这一过程中,日本的侵略直接打击了东北地方势力,因势利导地强化了对这一“流亡势力”的控制,中共亦从中汲取了能量。当抗战胜利后的国共决战时,东北地方势力已经被边缘化;当中共建立新中国政权的时候,东北则成为其稳固的解放区。在内忧外患的情势下,东北地方势力无力阻止其本身的衰落,而与中共则扮演了推手的角色。

  本文选自《地域与使命:民国时期东北大学的创办与流亡》(王春林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11月版),系该书“结论”部门,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授权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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